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 单纯从经济操作层面上看，我们国家一直提倡产业升级是必经和迫切之路，但在中国还处在低效劳动力人口的基本国情下，当前国民消费升级要优先于产业升级。在中国没有消费升级，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买不起高附加值产品，也就无能为力享受潜在巨大增值的第三产业。而靠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又会遭遇所谓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设置好的政治壁垒，那么在国内，企业家们要进行产业链整合更是要面临各种不可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再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由于服务产业本身特有的本土性和政治性，尤其是本土强势优先性，致使中国走出去的大部分行业服务有的铩羽而归，有的折戟沉沙异常狼狈。因此，只要中国内需不旺，所谓产业链整合以及要走出去发展，也就像个说服力不强的孤单论证。

　　要真正做到产业结构升级，关键还离不开相对应的市场需求，也就是放大内需，更在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内在循环，若靠国家的强制和累积来进行产业升级，在短时内虽有利于国计，但根本还是损害民生；回顾从前，原苏联的科技实力并不逊于美国，中国也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搞出了“两弹一星”。但即便有如此的样板成就，就是无法改变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低下。说到底，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其内在的根本和机理还是在于市场需求，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在于内需旺盛。没有相应的内需放大，就没有支撑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基础，缺乏了市场的支持，有些事情搞出来也是花架子，也不一定中看更不一定中用，而要将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还原内需启动，但当前要想启动放大内需，就会带来一个国民财富的分配问题。如果像近些年那样，国民财富不是被政府拿去就是被外商拿去，剩下的大部分又让少数人挪移去当了新贵暴富，所得甚少的普罗大众怎么有力扩大内需，买得起的不需要，急需要的买不起，怎么有力支撑市场，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背后却涉及如何伸张公民权力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和谐。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者不仅要管理经济数据，更要管理“人心指数”，尤其要盯住国民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前景的预期和信心。所谓“前景预期”主要是“市场预期”，也就是对未来市场的看法。看法如果乐观，人们就“敢投资”、“敢消费”，企业也就有了源头活力，经济也就会良性循环；反之，民众看法如果悲观，那么人们就会拒绝消费、拒绝投资，企业也自然会收缩战线，经济也就自然会走向低迷。可遗憾的是，在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某些政府掌权者管理者，依然保持着“只管数据不管人心”的习惯，两眼紧盯着所谓的统计经济数据，高了就“压”，低了就“捧”，不是忽略就是忽视“人心”管理，更无视普罗民众对未来前景和经济信心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软肋，甚至是致命弱点，其结果必然是：由措施、手段被动滞后，而导演、导致中国经济一次次大起大落。

　　而发达欧美国家政府对宏观管理向来是两只眼看两个数据，一只眼紧紧盯住“人心”，一只眼看准经济“数据”，但关键是看涵盖社会各个方面的“信心指数”，也就是“人心”指数，这种“人心”指数在制订宏观决策的时候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超越政治需要和经济目标的作用。正因为欧美政府对“人心”、对民众“市场未来”的预期高度重视，才使得它们在多次经济灾难和自然灾害乃至恐怖袭击的面前总会显得十分有度，才使得欧美的各种实业企业没有受到一些突发灾难的过度拖累。

　　当前，中国面对广大民众的心理要求必须有所作为，那就是压制通胀，压制房价，因为这都是先前发展模式所掩盖的积累矛盾，遏制通胀不能单靠一策一役，中国有它的特殊性，因为人口巨大，通胀降下来了反而消费就会升上去，这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性，那些虚假的乐观主义言论用来安抚一时的“民心”仍然管用，但用之决策，就会把若大的中华民族陷于被动。